那些来于尘、归于尘的日子
　　《尘埃》是译一本俄罗斯外交官D.马克戈万论述中国晚清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书，骨骼分明，却绝不枯燥，这是因为作者观察方式是个体式的，而个体经验又分明基于明确的分析框架之上的，显得严谨而有序，生动有趣。尘埃，这是恰如其分的名字。
　　我奇怪，马克戈万怎么会知道中国人曾是泥与水的混合物？从女娲开始，就是如此。而西方人，在我看来更像是岩石质地，坚硬、冷峻和理性，雕琢成形或者粉身碎骨都非常干脆，绝不拖泥带水。19世纪末的中国人还是女娲的后人，也是一个传说正在失去神性、一件华服逐渐褪去光彩的时刻。
　　至于今天，中国人可能骨子里还是吧，只是在分化，在变异，在拔高，在一个不定性的动荡时期——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物质属性。从穿着到饮食到所思所想，都不产自我们，我们只是拼命在“吃”而已。中国，是一个正在消化中的大胃。 我们来于尘，自当归于尘。这是马克戈万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尘，让他们有肤色乃至雷同的面容，都是扁平鼻子、宽颧骨，留着长辫子。尘，也让人变得谦卑、渺小、忍耐、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乃至失去自我，在极致处开爆出幽默的花。
　　马克戈万从北京一路南下到广州，两千英里的泥泞“小路”，间或黄土的“大路”，所见者，面色土黄，所居处，简陋破败且多为泥土夯制，房间里灰尘遍布。尤其那只适于独轮车或徒步而行的糟糕路况，令人联想到瘫痪的百足大虫，与今日交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戈万的整个视野里黄尘迷漫。
　　1822年，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这些周而复始的命运就是尘埃纷飞的命运。
　　再往前推一个世纪，18世纪初期的欧洲还在赶中国的时髦。1708年，丹尼尔笛福说：“女王本人喜欢穿中国服装出现。我们的屋里充满了中国的东西。”而到了18世纪末，东方神话的精美瓷器上开始出现裂痕。
　　1793年，在勉强号称盛世的乾隆帝统治时期，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出使中国。当马戛尔尼看到清政府的安排井然有序又高效率的时候（当然，这得在它乐意的时候），不由暗自赞叹：“中国行政机构如此完善，如此有权威，以至随时可迅速解决任何困难并做出一切人力所及的事情。”时至今日，我们在非典爆发后期所做出的迅速有效的反应也曾让世界瞠目。
　　不过，法国人佩雷菲特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时候，“马可波罗赞颂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却再也不存在了”，“这条中国龙时而安详地展开它的身躯，时而因不安而缩成一团，永远是同一个社会解体后又重新组成。治与乱的无休止的循环组成了一部不变的历史。”他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一书中对马戛尔尼这次出使过程做了详细描述。马戛尔尼使团之旅与马可波罗当年的个人冒险对比鲜明，已经演化成一场政治把戏。“皇帝好像不断听着马戛尔尼在对自己说他并未说过的话。马戛尔尼则做得好像没有听到皇帝对自己说他确实说过的话。”初看起来，这句话令人费解，但是如果你看完书中的各种细节，就会明白，这是一趟各行其是、没有形成对话的无声较量。与马戛尔尼同行的12岁的小男孩托马斯?斯当东，日后多年生活在广州。这位和乾隆皇帝过过招、领受过赏赐的昔日少年，凭借“中国通”的威信，在英国议会坚决主张：只有对中国使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是举足轻重的主战派。以赔偿销毁鸦片为借口，“善于记仇”的英国人决心破门而入。
　　转眼58年又过去，到了1898年（光绪24年），圣彼得堡A.杰夫林耶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尘埃》在俄罗斯国内引起轰动。此时，俄过势力在中国虽然春风的意志之时，却已经有了许多别国的对手（同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元素；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成立）。新的世纪里，东方传说中的光彩正在消失殆尽，并且归于尘。一个国家新的一代对另外一个国家根深蒂固的印象就从一本书、一些照片开始了（1898年，法国人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方苏雅）作为法国领事，在此后5年时间里用7部照相机记录了云南当地的生活），生来就喜欢传说的人们也可以满意地彻底观看“东方”的真面目了。我想，有些野心家在那一刻盘算着淘金，有些想到拯救，也有些人体会到幻灭的失落。那个“存在一种由人自己管理自己和由理想来管理人的模式。没有宗教，没有教会：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作为神话，已经确实不复存在了。
　　原版前言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当代中国人的欢乐与痛苦是该书的主要内容。”此间的“当代”是19世纪末的中国。一百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谁有勇气去写一本书，说，这本书反映的是当代中国人的苦与乐，只有一个外来者才有这样的勇气与自信，并且，不但心会有失偏颇，不担心会对面面俱到的领域知识残缺，不担心会有走马观花甚至雾里看花之嫌，但是，所有的缺点反而成就了一个优势：敏锐直言。
　　因此，我爱看外国人写中国的小册子，而且带着一点点冒险与猎奇的心，去反观他们的冒险与猎奇，这个被两次折射后的国家带有魔幻的色彩，就像博尔赫斯受到中国典籍的启发对动物的可笑分类，更犹如北京电视台（似乎各国电视台都有类似节目）那个一年一度、有“清算”意味的“外国人唱中国歌”比赛，其中的一个比利时小伙子说了一句我至今难忘的话：中国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地方，你在这里可以见到一些在别的地方不可能见到的事。
　　作为一名俄驻华外交官，年轻的（照片上看来）马克戈万具有足够的谦虚和聪明，他的深入生活，敏于观察，特别是勤奋好学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习惯硬笔书法的他来说，毛笔字写得足够好。更为难得的是，在他结构简明清晰、行文轻松自然的中国概貌之下，他或许是无意识地触到了中国人普遍的内心，以及内心深处柔软、平和的东西。
　　他首先从“土地所有制”讲起，——一个国家的根本，然后是讲到国家管理、军队、教育、刑律、医疗、交通等等，在对社会机构的关切之间嵌入的是一些关乎“趣味”、“市井”和精神生活的问题，特别是在“学校与教育”（第六章）与“法院与刑法”（第十二章）之间用了整整四章来记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它们分别是：祭祀祖宗、风水、预测师-中国的神职人员、心灵裁判所-寺庙和佛院。
　　说到中国人对待先人和亡灵的态度，他对朝廷官员辞职给父母守孝的规定感到不可思议，对祭祀的既定仪式作了详尽的记录，其中夹杂着对中国人面貌、习惯的轻微嘲讽：“好像从小就被撞平了似的扁平鼻子”，“苍白发黄的面色”，“在公开场合面无羞色地贪婪进餐”，“吧嗒”“吧嗒”的咀嚼声等等。
　　“中国人认为，万籁俱寂的大自然充满着神秘的生机”，马克戈万在现实中看不到“风水”中所蕴含的对自然地理的驾驭，以及天人合一的诗意，他看到和焦虑的是：这种信仰一旦与贫困结缘会带来多么大的阻碍。
“中国人对法律的无知到了骇人的程度，普通民众就没有人懂得法律，提到法律，就如同一个文盲看到一本书一样。”在法律形同虚设而执法者又十分随性的时候，前面提到的佛院事实上已经承担了大部分问题。佛院在民间，很多时候担当了民事或刑事、道德裁判，精神震慑以及心灵慰籍的作用。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一度淡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东西却在民间一直阴燃着，有些虽然已经以另外的形式而存在，却在看不见的空白处和目力不及的未来，在许多号称“我什么也不信”中国人的头脑中蛰伏着。
　　因为，这几个章节的命题其实代表了老百姓心中不变的疑问，也就是“我们从哪儿来”、“我和环境怎么相处”、“我会到哪儿去”、“我到底是谁”这些内心的追问，只不过，他们不会也不在乎得到答案，他们通过操劳仪式得到满足。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如果这些疑问已经被另外的什么东西所替代，那又是什么？而且，这些问题是否在今天是否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淡化——如果连形式的维系都没有？
　　马克戈万的趣味广泛，从“戏剧与街头演出”、“市井生活”到“妓女乞丐”和中国的“面子问题”，无所不包。从晋见慈禧太后开始——“服饰的华丽和珠宝的炫目都难以掩饰她疲惫的老态”，到终于按捺不住跳出来评论“中国人的优缺点”，年轻的马克戈万浅显却不乏真诚地记录了一些中国人的细节生活。譬如，一份饭店里的中英俄文菜单，一张老百姓日常开销的价目表：一公斤米30个铜板，1个铜板一张饼之类。细节处还原百年幻象。
　　值得一提的事，翻译者脱启明先生是在莫斯科的古旧收藏中“淘”了这本书，也算是一种机缘吧。

注1.《尘埃》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原著：（俄）D.马克戈万；翻译：脱启明；定价：25元
注2.《停滞的帝国：连个世界的碰撞》三联书店出版；1993年5月第一版；原著：（法）阿兰?佩雷菲特；翻译：王国卿等；定价：33元

　　南非开普敦国际机场书店拿了这本小说，花十个美金，三四十个兰特，准备在飞机上消遣。这不是个消遣的好书。只是翻开看到见开头一句话：He awoke, opened his eyes. 镜头感那么强，谁不想接着看下去呢，哪怕字小难认，哪怕那么多细节直逼过来，哪怕那么多心理描写。一旁坐着的瑞士人高大健硕，如传说中的巨人，却不得不和我一样坐在狭仄经济舱座位上，还时不时隔了我观望窗外，忐忑不安。这些干扰都不算了，在长达24个小时的旅途上，就看这遮蔽的天空，继续温热我这几乎算不上旅行的南非之旅。
　　这电影恰好是不久前看的，与《戏梦巴黎》（Dreamer，2003）有个比较。导演贝布托卢齐年纪到底是大了，又一直对东方感兴趣，所以人就一天比较入道，一天比一天虚无。宇宙因为辽阔而虚无，人的欲望因为没有止境而虚妄，但是这一切都是真的，所以用电影来表现是最好不过了。俊男美女的《戏梦巴黎》当中的虚无感超过了1980年代的《情陷撒哈拉》，但这部老片比起2003年拍摄的《戏梦巴黎》，手法的稳重更易迎得好感。
　　《撒哈拉》的主人公是一对不太成功的艺术家，凯蒂几年前写过一个剧本，波特曾经是作曲家，只不过，凯特还认为自己是作家，而波特则羞于承认自己是个作曲家。不过艺术背景只是便于讲述他们。两个人结婚十年，处在僵持状态，分房而睡，常不欢而散。在撒哈拉，以大饭店为起点，凯特和波特以及他们金发有钱热情的英俊朋友特纳开始了沙漠之旅。
　　开头的一句关于什么是tourist，什么是traveler的定义通过凯蒂之口说出格外受用：我们不是观光客，我们是旅行者；观光客是刚到就想回家，旅行者则可能永不返乡。此番话，让我这个为旅行者工作两年有余的人很是受用。
　　似乎我们翻译的“旅游”二字并没有表达出其中的人生和生命哲理，忽然有了出其不意的深意，又不是很深，在吃喝玩乐和看风景之中轻松地多了一点附加值。忽然明白，这也是我正在做的，让人感觉到旅行当中的附加值而已。
　　从一开始可能就奠定了故事的基调。有些人注定留在沙漠，身体或者心灵。能够不为所动的反而是特纳那种对一些都不能适应和安之若素的人，这些人才是不被沙漠的亘荒蛊惑的真正单纯可爱的美国人。托鲁齐这个意大利人，这里的确大大地美化了美国中产，倒是两个惟一出现的英国母子非常不堪，一个长得像麻省的杀人犯，一个则像个老巫婆，奇特的母子关系。
　　好吧，三个旅行者。撇开那些奇异惨遭美化的非洲风情，我们看到的就是夫妻二人在荒蛮的沙漠之中，在自然的壮美和困境之中一点点融化心灵的冰核，确定彼此之爱。虽然开头有波特嫖妓，凯蒂和特纳酒醉同床，结果却是波特在染上伤寒后痛苦死去，凯蒂心伤恍惚，走出营地，沙漠里被一支驼队收留，成为一有着动人黑眼睛的非洲土著的第五个女人。她后来被其他妻子驱逐，沦为乞丐。在特纳不断坚持下，三年之后，美国大使馆终于找到了身心俱疲的凯蒂。她还能再次溶入影片开头消费发达、秩序井然，四季有序的纽约城市生活吗？这是个疑问。
　　万古亘荒时，难免对旧道德和价值观产生毁灭性的颠覆。至于有什么在颠覆之后重新建立是另外一回事。凯蒂再次在阿尔及利亚大饭店附近的咖啡座邂逅当年的老人。老人说，人生苦短，几多日升日落可以见识？见到月圆也不超过20次。在这个午后你能回忆起的片断又有几个？
　　撒哈拉的壮美如同戏梦巴黎里面的俊男美女，反而有了摧毁的力量酝酿。
　　记得看过一个他的短片，主角是个偷渡客，路上掉队在树林中迷失，娶妻生子，生活乐融融。某一天，偶然又回到那片树林，且又见到那个吹笛子老者，于是，重新加入偷渡客们匆匆的行列。他并没有掉队？
2005-4-1

　　1951年，23岁的切．格瓦拉还没有成为世界范围内年轻人的反叛、革命偶像，还没有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被到处张贴和印刷，他还不是革命者，甚至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医师，而只是个敢于冒险的“背包客”，比他年长几岁的旅伴阿尔贝托．格拉那多（Alberto Granado）倒是个很有造诣的麻风病学家。
　　记忆不可靠，自传也一样，万象丛生没有主题的记录也许更接近于真实。这本《南美丛林日记》中由格瓦拉自我纪录的1952-1953年的这次穿越南美洲的旅行，以其朴素的语言，三言两语的议论和结结实实的行走使人看到一个横行无忌的“背包客”切．格瓦拉。
　　无疑，切．格瓦拉是深受女人广泛爱戴的，但是，通篇唯一一段与女人有关的浪漫故事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表现得更像一个勾引已婚妇女的外来小流氓。
　　事情发生在智利境内一个叫劳塔罗的小镇。当夜，格瓦拉和同伴阿尔贝托心情颇佳，参加了当地的一个乡村舞会，白天给他们修好摩托车的修理工请格瓦拉陪自己的太太跳舞，因为他要去调酒，着装也不太合适。一会儿，灌了不少智利葡萄酒的格瓦拉握着这位太太的手打算出去，而这位太太其实蛮开放，但当看到丈夫正注意自己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主意，神志恍惚的格瓦拉恼了，吵起来，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企图拖着这位太太出门。其结果很滑稽，格瓦拉和阿尔贝托被愤怒的村人赶出了舞会，一直追出了村子。
　　旅行中不但有艰辛和各种困难、危险，显然也不是那么卫生，格瓦拉有过两次污秽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智利境内，因为看了报纸上的宣传，几个和蔼的德国人留他们住宿。夜里，格瓦拉开始闹肚子，为了不污染床底下那个清洁的便盆，他爬上了窗台，朝着黑暗中狂奔。清晨才发现大事不妙，窗外是一大片铁皮屋顶，晾晒着桃干，两个闯了祸的小混混大概都没有和主人告别，迅速踏上了旅程。
　　不过，事情后来就有了报应。部分出于经济原因，但我相信，部分是出于对冒险的渴望，两个人在瓦尔帕莱索港打算偷偷爬上“圣安东尼奥号”，绕开智利北部的沙漠，前往安托法加斯塔。他们连同行李躲在船员区的一个厕所内，不幸这个厕所已经堵塞了一段时间了，天气炎热，臭气熏天。两人很快被船长发现了。作为他们偷渡的交换条件，两人需要承担一些打扫任务。阿尔贝托被派到厨房削土豆皮，格瓦拉悲愤的得知，自己的任务是打扫那个著名的厕所。在同伴偷偷大块朵颐的时间里，格瓦拉不得不捏着鼻子干活，而且还要清理阿尔贝托增添的一份。
　　他也记述了作为“世界肚脐”的古印加帝国衰落的库斯科城、“总督之城”利马和其他一些地方，以及沿着河流而下的船上生活和拜访一个麻风病村的经历，但是，更多的笔墨表述的是路上为节省几个比索的斗争，克服交通工具的麻烦，带有狂欢意味的湖边烤肉活动，以及无处不在得用来暖身的“梅特”饮料。所有的苦，所有的贫困在一个行走的年轻人心里只是意义无限的过程，一个年轻人之所以在这些“苦”中感到快乐是因为他相信还没有找到目标，而他一定会找到，点滴的经过都可能是神启。
　　出发的时候他也许顶着考察的名义，所以他像个马马虎虎的小学生写了一篇相当简短的有关智利矿工生活、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政治局势之类的感性文字，匆匆交了差。倒是他无意中的抒情反而颇耐人寻味的预示了切．格瓦拉今后的人生，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飞翔的一生——“我们真正的使命就是无止境的漫游在世界各地的公路与航道上，永远好奇、永远探究我们看到的一切，永远查嗅角落和缝隙里的秘密，但也永远置身于外，不会在任何一个地方扎根，不会停留到足以发现事物表象以下的东西的时间：表面就足够了。
　　1953年，他又进行了环游拉丁美洲的旅行，随后在墨西哥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游击战争，他是其中的唯一一名外国人，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是一名医生，作战中想必用得上。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部长，后又作为古巴大使在再四年内频繁出访世界各国。1965年，他离开古巴，穿越非洲，参见了刚果的斗争，随后又返回拉美参加玻利维亚的游击战争。
　　追逐和逃避是背靠背的“连体儿”，那么，切?格瓦拉他逃避的什么呢？也许是与生俱来并将陪伴一生的哮喘病，也许是他在23岁那年的旅行中已经参悟到的“人类最难以抗拒的欲望”：寻找一个自己可以实施绝对控制权的地方（P69）。

　2002-4-16 上海栖山路凌高
　资料：《南美丛林日记——切?格瓦拉私人档案》
　作者：切．格瓦拉
　译者：王星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有着惊世骇俗的魅力，即便今天看起来依然如此。玛塞琳充满魅力，好奇、任性、自由，伶俐和决断的性格正像祖这样说妻子：有点像大自然，那样强力和决断，变化多端。
　　祖的性格是柔弱的，依赖的和善良、温和的，这在最初激发了玛塞琳母性的力量，是她嫁给了祖，但是她无法循规蹈矩，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也不能迁就祖的过错，找情人，出走。但是，祖对这一切都是宽容的，只求玛塞琳不离开自己就很知足。
　　占要独立、理智许多。他爱上玛塞琳就要那种互相容忍和忠贞的爱。但是，马塞琳既要爱，也要自由，这就是她性格中的矛盾之处。所以，在她开着车，带着占驶向断桥的时候，依然微笑，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一如他们在最初相识不久的那个夜晚，玛塞琳不能容忍祖对女人的评价和妄自尊大，深夜在空寂的街道上出其不意地跳入塞纳河一样。
　　占和玛塞琳都是优秀的人，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留下。
　　而且，这片子的优秀之处在于诉说了宽阔和动荡的时代的背景，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巴黎，战争和战争的创伤，战争之后遁世和巴黎的生活，德国乡村生活等等，无数细节：自行车、礼貌、服装、咖啡馆、街道、汽车、火车，这些都在细微处表现了时代的变迁。
　　自由超过一切，哪怕伤害，哪怕痛苦，哪怕死亡。玛塞琳是这种充满魅力又充满伤害的女人，是真正的女人——如祖所说。但是平庸的人会继续活在这世界上，以便保留他们的传奇。